袁隆平之夢：雜交水稻的哥德巴赫猜想

何文魁 何路社

“人就像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袁隆平

一

他走后給這個世界和后人留下了什么！為什么人們一直還在懷念他？

時光倒轉到1953年金秋，那是新中國初期百廢待興的火熱建設年代。在一輛由湖南省城長沙開往湘西安江的靠燒木炭作燃料的老舊長途客車上，靠車窗坐著一個眉目清秀的年輕人正望著車外的風景沉思，多年前他曾就讀于武漢百年名校博學中學，現在剛從四川重慶西南農學院（今西南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地處偏遠的安江農校任教。客車經過兩天顛簸，終于進入了雪峰山那崎嶇不平的山區公路像只蝸牛似慢慢地盤旋，在一片暮靄中離安江越來越近了。年輕人心情有些興奮，舊中國顛沛流離的青少年歲月和新中國自由快樂的大學時光，一幕幕像電影似在回憶中閃過，他要展開雙臂去迎接即將到來的嶄新生活。

二十三年前（1930年）的9月7日，一個普通的嬰兒在北京協和醫院呱呱墜地，接生的人是后來被稱為“萬嬰之母”的林巧稚，她一生中曾為不少名人接生，但當時還只是一位剛剛工作不久的普通婦產科醫生。這或許是一種巧合，誰也不曾料到這平凡的嬰兒和婦產科醫生，日后會都成為不平凡的人。

這個嬰兒就是車上那個年輕人，也就是日后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從那時起他在安江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學習工作生活，從事教學和雜交水稻研究長達 37 年而用“一粒種子改變世界”，成功地培育出雜交水稻助力中華民族實現了告別饑餓威脅的夢想，為國家的糧食安全作出巨大貢獻。雜交水稻不僅造福中國，還承載著“愿天下人都有飽飯吃”的使命，漂洋過海遠播世界為解決全球糧食問題給出了中國貢獻。

圖1 安江農校袁隆平舊居

由于一張長年下田搞試驗被太陽曬得黝黑的臉龐，人們現在所熟悉的袁隆平照片看起來像位老農，實際上他卻不是農民家庭的孩子。他祖籍江西德安，祖上居住在縣城南郊青竹坂世代務農，傳至四十四世曾祖父一代轉而經商。祖父袁盛鑒為清末舉人，民國初期曾任江西省議會議員及海南文昌縣縣長。父親袁興烈1905年出生，畢業于國立東南大學（即后來的臺灣國立中央大學），起初任過德安縣高等小學校長，后來抗戰中還做過孫連仲第二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上校秘書和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事務科科長；母親華靜1902年出生于江蘇鎮江一個富商家庭，從小就被送到英國教會學校讀書，不僅接受過西方的禮儀與文化藝術，還講得一口嫻熟流利的英語，高中畢業后到安徽蕪湖一所學校教授英語，也就是在此期間她結識了袁興烈，經過相處兩人情投意合，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

時光流到2021年，彈指一揮間，六十八年過去。袁隆平數十年如一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獻身于雜交水稻研究，在試驗田、試驗室里和全國各科研基地時刻不停地為雜交水稻事業忙碌奔波，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雜交水稻研究難題，攀登了一座又一座雜交水稻研究高峰，直到去世前兩個月還在下田研究雜交水稻，臨終前仍掛念著他試驗田里的雜交水稻。真正是一生“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一年盡管家人和同事擔憂他的身體狀況，但已滿90歲高齡的他還是按往年一樣前往海南三亞南繁基地開展科研。剛到三亞，袁老就主持召開了雜交水稻雙季畝產3000斤攻關目標項目啟動會。袁老身體狀況好的時候，每年都在三亞南繁基地工作三四個月，幾乎天天都會到田里，查看每畝穗數、谷粒大小、是否有空殼等等。這次到三亞，因為腿腳不便，不能經常下田，他就在住所拿起顯微鏡，仔細觀察第三代雜交水稻材料，做詳細記錄。每天吃飯、散步、臨睡前，袁老都在思考第三代雜交水稻的事情。3月10日，袁老在海南三亞南繁基地不慎摔了一跤，被緊急送至當地醫院，4月7日轉回長沙湘雅醫院接受治療。5月22日13時07分，他終因多器官功能衰竭逝世，享年91歲。

袁隆平院士逝世后短短兩個多小時，就有數千人聞訊聚集在湘雅醫院門口。靈車緩緩駛出，車外的人群跟著車隊奔跑。一位跟著靈車奔跑的青年泣不成聲地說：“我不知道該說什么，我只是看到我像所有的市民一樣，在他們中間。”一聲聲：“袁爺爺，一路走好！”“袁老，一路走好！”在空中久久回蕩。沿途的汽車紛紛停車鳴笛致意。十字路口的車輛集體鳴笛致哀。

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平民百姓以及親朋好友紛紛給袁隆平家人發來唁電慰問，沉痛悼念袁隆平院士逝世！習近平總書記委托湖南省委書記專程看望袁隆平家屬，轉達對袁隆平逝世的深切悼念和對其家屬的親切問候并送上花圈。習近平高度評價地指出，我們對袁隆平同志的最好紀念，就是學習他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信念堅定、矢志不渝，勇于創新、樸實無華的高貴品質，學習他以祖國和人民需要為己任，以奉獻祖國和人民為目標，一輩子躬耕田野，腳踏實地把科技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崇高風范。

湘江兩岸，景燈消息，靜默無聲，哀悼袁公。四面八方的人群絡繹不絕地來到袁隆平生前工作的地方——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敬獻的鮮花已經擺滿了整個廣場；整個長沙市的鮮花都賣斷貨了，傾一城之花，只為送別一人。無數外地網友趕往長沙，想要送袁老最后一程。到達長沙之后，出租車師傅看見網友們手中的花束，一直不打表，網友便開口問師傅。師傅說：“打什么表，我沒準備收你們的錢。”

5月24日10時，袁隆平的追悼會在長沙市明陽山殯儀館舉行。盡管此前媒體發布消息，根據袁隆平院士喪事從簡的遺愿和當前疫情防控形勢，長沙明陽山殯儀館不安排接待群眾前來悼念。然而，不接待的預告無法阻擋洶涌而至的人群。明陽山殯儀館位于長沙市郊，位置偏僻。不到早上9點，殯儀館周邊已經人滿為患，自發前來悼念的群眾排起了長龍，一眼看不到盡頭。車流暴增，道路阻塞，人們便結成長長的隊伍，只為看袁老最后一眼。蒙蒙細雨中，送別袁隆平的隊伍從明陽廳一直綿延到數公里開外。送行的隊伍中，一張張年輕的面孔寫滿了悲傷。長長的隊伍中甚至有的拖家帶口，有的坐著輪椅來，有的拄著拐杖被人攙扶，大家手里捧著鮮花，神情肅穆，難掩悲傷。

圖2 長沙明陽山殯儀館外悼念袁隆平院士的群眾隊伍

袁隆平雖然走了卻給我們留下兩個夢：雜交水稻禾下乘涼之夢和雜交水稻覆蓋全球之夢。在悼念現場，一位來自湖南農業大學的研究生說，“袁老在兩年前的開學典禮上對我們講述了他畢生的夢想，他的第一個夢是禾下乘涼夢，第二個夢是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我今天過來想對袁老說，這兩個夢我們會幫您實現的！”

袁隆平不僅物質上為中國與世界留下了一粒種子——雜交水稻這一造福人類的偉大貢獻，同時精神上也留下一句名言：“人就像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和一篇詮釋一粒好種子精神的佳文《媽媽，稻子熟了》。

如果說雜交水稻讓天下人能吃飽飯，是袁隆平給我們更好地保障了物質糧食，那么“做一粒好種子”則是留給我們同樣寶貴的精神食糧。袁隆平正是用他畢生的心血來詮釋了一粒好種子精神。袁隆平一生從事農業科研工作，鍥而不舍就做一件事研究雜交水稻。他常說：“我不在家，就在試驗田，不在試驗田，就在去試驗田的路上。”

2015年1月23日，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舉行的《國魂——大地之子袁隆平》首發式上，袁隆平發表了“人就像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的講話：“我覺得人就像種子，要做一粒好種子，身體、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種子健康了，我們每個人的事業才能根深葉茂，枝粗果碩。”從袁隆平的這句話中，可以總結出一種精神，那就是“一粒好種子精神”。何謂“一粒好種子精神”，那便是要求自己身體精神都健康，給自己、給世界帶來幸福與歡樂。袁隆平用一生為這句話寫下了注腳，他是大地之子，是民族之魂，他的精神千古不朽！一個人的物質生命是有限的，精神生命卻是無限。物質生命終將回歸大地，他這一粒好種子，用盡畢生的心血感恩回饋了自己的祖國；祖國希望的田野上，他的精神早已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圖3 長沙市唐人萬壽園陵墓袁隆平院士之墓

二

做一粒好種子，袁隆平一生充滿著各種平凡而生動的正能量故事。

故事一：為什么負負得正？袁隆平從青少年時代起就勤于思考，他上初中時學到負數乘法法則時遇到了困惑，負數乘法法則里負數乘正數等于負數，這個很好理解；但是負數乘負數為啥也等于正數，這個問題袁隆平就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去向數學老師請教，問這位老師，負數乘負數為啥等于正數。老師一聽懵了，負數乘負數為啥等于正數？這個問題他也搞不懂，也回答不上來。結果這位老師就告訴他，你管那么多干嘛，記住負負得正就行了唄。但是，袁隆平是一個非常喜歡追根究底的人，這個東西讓他琢磨不透，他就會對這個東西失去興趣，所以從此開始他就不喜歡數學了。其實這也不能說那位數學老師水平不行，這個問題估計現在很多老師和學生也不會去搞明白為什么負負會得正。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其中包括將首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金500萬元）授予農業科學家袁隆平和數學科學家吳文俊。兩人雖然是頭一次見面，卻一見如故。吳文俊談到數學與農業關系密切，數學是起源于農業的，數學計算最早來自對農田的丈量。譬如“幾何”即來自希臘文“丈量土地”。袁隆平說：“數學是科學之母，任何科學技術發展到最高階段都要數學化、公式化。”吳文俊則說：“搞數學、搞科學的人都要吃飯，農業也應該算是科學之父。”交談中袁隆平還不忘提到那件往事，并再次問及那個問題。兩老哈哈大笑，吳文俊說他中學時對“負負得正”也是很不理解。其實，純數學畢竟仍是非常現實的材料的反映，正如恩格斯所說：“這些材料以極度抽象的形式出現，這只能在表面上掩蓋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實。”數學與物理化學一樣，都是客觀世界中事物客觀存在的反映。如正數、負數、整數、分數、小數和數字的加減乘除運算法則，其都是反映客觀世界事物數量客觀存在的各種現象和關系。負負得正就是客觀世界事物數量客觀存在著的一種關系：舉例如溫室效應使氣候變暖冰川融化，某冰川現在海拔4999.90米，其每年降低0.01米（負數），與十年前（負數）相比冰川高度變化了多少？十年前冰川海拔多少米？答案為負0.01米乘負10等于高0.1米（正數）。現在海拔4999.90米加0.1米等于十年前海拔5000米。

故事二：饑餓的苦日子。中華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上都曾經歷過無數次災荒，人類社會始終不時被籠罩在饑餓威脅的陰影下。1960年前后，我國由于種種原因造成糧食大面積歉收，全國上下普遍陷入一片饑荒之中。當時為了填飽肚子，安江農校食堂做“雙蒸飯”蒸兩次增加分量，米少水多剛吃完飯就餓了。袁隆平經常餓得睡不著覺、走不動路，他酷愛的游泳，也因為餓得沒有力氣而中斷了3年。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原黨委書記全永明，曾擔任過袁隆平任班主任的農學20班班長。他回憶說，那時候自己每天就沒有吃飽過，一天到晚都餓得心里慌慌的。一天，他到袁隆平的宿舍去請教問題。因為糧食供應不上，安江農校給大部分學生放了長假（直到1963年9月學校才全面復課），又給每位老師分了一小塊田，自己打理來補充糧食定量的不足。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袁隆平把自己田里還未長成的蘿卜拔了，邀請一位老師 “打牙祭”——清水煮蘿卜吃。恰巧趕來的全永明被請上了桌，結果請教的問題忘到了腦后，他一個人就吃掉了一臉盆的煮蘿卜。兩位老師看得目瞪口呆：“這伢仔真是餓得狠了。”這一年學生不斷從農村帶來鬧饑荒的消息，連糠菜雜糧也難以填飽肚子，到山上尋野菜挖蕨根充饑；同學從城市來信，字里行間也充滿了饑餓的敘述。他更親眼看見過因饑餓倒在道路邊、田埂上和橋底下骨瘦如柴的餓殍！袁隆平作為一名新中國培養的知識分子，他良好地接受了黨的革命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學知識教育，從心底里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科學，從學生時代就具有位卑不敢忘憂國立志報效祖國的遠大抱負。現在他看到眼前這一切心里在暗暗下決心，一定要通過努力學習鉆研去培育出一種高產水稻良種，解決糧食增產問題讓天下人不再挨餓。

故事三：招收兩個徒弟。饑荒過后的1961年下半年，袁隆平開始了雜交水稻研究，想利用雜種優勢大幅度提高水稻產量。其第一步是尋找和培育水稻雄性不育材料，這時他是一個人單槍匹馬，既沒有學校經費和報酬，也沒有專門工作時間，完全是利用教學備課上課和帶學生做試驗之余的休息時間，但他忙得很有樂趣不覺得任何辛苦，對未來的成功充滿了希望。袁隆平用來栽培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材料的六十個盆缽，被安放在學校實驗園前的空坪上，常有好些學生因好奇而課余時間跑去看盆缽里的禾苗，卻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處。只有兩個學生心里清楚，袁老師胸懷大志，想培育出一種產量高的雜交水稻。其中一個叫尹華奇，是袁隆平任班主任的農學二〇三班團支部書記，學習特別勤奮，手腳也勤快，深得袁隆平喜歡。他主動找到袁老師，要求允許他幫忙照顧那些盆盆缽缽，當袁老師的助手，以便學到更多的知識。袁隆平欣然地答應了他。尹華奇高興極了，從此天天去照料那些試驗盆缽，平時提水澆水，細心觀察長勢，勁頭十足。尹華奇給袁老師幫忙搞試驗，引起了另一個叫李必湖的學生注意，他是農學二〇四班的，平時和袁老師交往不多，但1964年考進安江農校就發現袁隆平“跟一般老師不同”。水稻揚花抽穗時節是天氣最熱的時候，大家都在家午休，唯獨袁老師拿著放大鏡在田里找來找去。李必湖問袁老師在干什么，袁老師告訴他在尋找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用于進行雜交水稻試驗，還跟他講了雜交水稻研究的意義。李必湖一聽如醍醐灌頂，心里佩服極了，愛科學的幼小種子一下子在心中發芽了，他要跟袁老師學習，助力袁老師研究雜交水稻。于是他故意地向尹華奇打聽：“袁老師這些試驗是做什么的？”尹華奇簡單介紹試驗后說：“這個試驗目前還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不過，袁老師的論文在中國科學院的刊物上發表了，如果真能培育出一種高產的雜交水稻，就可以解決我們餓肚子的問題。”“我也聽說他發表論文的事了，原來寫的是這些禾苗啊！”李必湖接著問：“我也想參加這個試驗，跟袁老師好好學一學，他不太認識我，不知道肯不肯帶我？”“我也不知道，你找袁老師說說吧，他是很好說話的。”尹華奇出主意說。袁隆平經過一番詢問試探，知道他有志向搞科研，愿意吃苦，也吃得起苦，果然也答應了他。面對兩個好奇好學的學生，袁隆平耐心地解釋這項試驗的重要性與艱巨性。告訴他們西方國家已經通過雜交技術提高了玉米、高粱產量。水稻與玉米、高粱一樣，屬于禾本科，也同樣有雜種優勢，完全可通過雜交技術提高水稻產量。還特意向他們講述遺傳學之父孟德爾的事跡，這位一百多年前奧地利布隆修道院的神父，在業余時間用豌豆做雜交試驗，然后通過數理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從而發現了生物三大遺傳規律中的基因分離定律和自由組合定律的過程，以激勵他們獻身雜交水稻科研事業。正如唐僧西天取經不容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文革”開始后，雜交水稻研究就經歷了第一難，袁隆平栽種在盆缽里的水稻天然雄性不育研究材料全被人砸爛了。就在袁老師心急如焚的時候，李必湖和尹發奇悄悄走進袁老師的房里，告訴他：“我倆看形勢不妙，偷偷藏了3盆秧苗。”袁老師喜出望外，對李必湖、尹發奇不僅非常感激，也非常信任。民以食為天，即使在“文革”動亂中，黨和國家仍然堅持以糧為綱的戰略方針不動搖。袁隆平永遠忘不了是國家科委九局局長趙石英慧眼識珠，發現了他發表在中國科學院《科學通報》上那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論文，并發出公函責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農校，支持袁隆平進行雜交水稻研究，使袁隆平和雜交水稻研究在“文革”中躲過一劫。而且周總理知道后非常關心和支持雜交水稻的研究，多次向湖南省委領導詢問雜交水稻研究進展情況。后來由于國家科委、省科委對雜交水稻研究的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受到了國家的保護，并成立了專門的課題組，需要從學生中為他配備兩名助手，一時有 32位同學報名，袁隆平毫不猶豫地選中了李必湖和尹發奇，“師徒科研三人組”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故事四：忙中偷閑特別會玩的日常生活。袁隆平當年在云南和海南奔波育種的日子充滿艱辛，他們曾住在當地農民家里，沒有自來水還不時停電。科研小組不僅要在試驗田里忙，還要自己種菜，砍柴做飯。由于他們的供應關系不在當地，糧油等許多必需品無法買到，至于豬肉更是難得吃到一次。除了生活條件的艱苦，他們還遭受著南方熱帶特有的蚊蟲毒蛇的威脅。但在他的學生李必湖和尹華奇的回憶中，南繁也是一段自由快樂的時光。在水稻生長的100多天里，事情不算繁忙的日子，袁隆平就會恢復他“孩子王”的本色，帶著他們下海游泳，上樹摘椰子，下象棋，打撲克。有時，還會邀上相近的其他南繁小組來場籃球比賽。“特別是袁老師的游泳，那是打遍崖縣無敵手。”李必湖笑著說。“當時我和尹華奇跟著袁老師搞雜交水稻研究，被稱為‘三人科研小組’，袁老師喜歡開玩笑，經常戲謔說是‘師徒三人組’。”李必湖還這樣告訴記者。“他還是一個很隨性的人，有時給我們上課沒看到粉筆擦，情急之下就拿衣袖當抹布擦黑板。”尹華奇笑著補充道。在同事黎垣慶的回憶里，袁隆平總是那么愛玩兒。到了傍晚，老是聽見他在樓下喊：“打麻將啊！打麻將啊！”那是不賭錢的麻將，但輸了要鉆桌子。袁老不時地出現在他們腳邊。沒什么人聽過袁隆平表達他的憂慮，他好像永遠高高興興，逗人玩，給所有人起綽號，在生活中總是顯露出幽默的一面。比如，他做飯，黎垣慶生火，灶里冒出的黑煙熏了他一臉。他從此開了黎垣慶幾十年的玩笑：“‘黎老總’不會生火呀！”袁隆平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有著廣泛的興趣和愛好，其從來不會受年齡和物質條件的限制，無論何時何地，他不僅能給自己也給別人的生活帶來更多的樂趣和價值。在袁隆平的秘書辛業蕓眼里，生活中的袁老“非常有生活情趣，直白一點就是特別會玩”。晚年的袁隆平由于體力原因游泳少了，又喜好上了打氣排球，他打上了癮，常開玩笑地說不打手就會癢，周圍的人都被他帶動起來，氣排球成為風靡整個湖南農科院的運動項目。

故事五：深藏而又深沉的父子之情。1975年3月，袁隆平從三亞南繁歸來，風塵仆仆回到了安江鎮，回到了妻子鄧哲身邊。他在一塊試驗田里見到了鄧哲，顧不得寒暄，忙不迭地把鄧哲拉向田頭，他說：“鄧哲，我在海南期間做了一個夢。”“夢見了誰？”“夢見了在安江農校咱倆經營的實驗田里，我倆共同培植的雜交水稻長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掃把那么長，粒子像花生米一樣大。我和你散步累了，就坐在稻穗下邊乘涼。”鄧哲聽完丈夫的一番夢語，欣喜的臉上突然收住了笑容，眼中充滿了淚水。袁隆平驚異地左顧右盼，發現鄧哲的左臂上佩戴著一塊黑紗，他被這突如其來的黑紗驚醒了。他驚恐地指著那黑紗問鄧哲：“這是怎么回事？”“咱們的父親在重慶病逝了。”鄧哲眼含熱淚。“你去重慶奔喪了嗎？”“我在父親的病榻前服侍了一個多月。”“為什么不告訴我？”“考慮到你正在攻關，耽誤你幾天，弄不好就要誤事一年。”“這也是父親的意見，他說別的親人都要來，唯有你重任在肩，正在海南進行國家雜交水稻研究的攻關不能影響你。”聽了妻子的一番敘述，袁隆平淚如泉涌，隨手抓起一把田頭的紅土，用力地攥著，只覺得手中的紅土在融化，在沸騰，在他體內燃燒起了熊熊火焰，只覺得一股巨大的悲痛在撞擊著他的心扉。這天夜里，袁隆平久久難以入睡。他索性披衣起床，走向月色映照下的山野，面對西方向父親深深三鞠躬，然后坐在那山坡上情不自禁地點燃了一支煙，煙火在月色中一明一暗地閃爍。此刻的袁隆平回憶著父親的點點滴滴。在“文革”的年代，袁隆平飽受身體和精神的折磨，在各種大字報上，袁隆平屢屢被點名批判：不準販賣資產階級反動學說、打倒白專分子……而且雜交水稻試驗秧苗也被人無情地毀掉，讓他徘徊在橫遭磨難的痛苦深淵中時，是不善言辭的父親寫信鼓勵他，用一封封家書燃起袁隆平的希望之火，用一句句樸實的話語鼓勵他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在父親的支持和鼓勵下，袁隆平平復了自己受傷的心靈，重新踏上了雜交水稻研究的征程。想著想著，他不禁淚流滿面。在袁隆平的童年記憶里，父親為了一大家人常年奔波，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讀書。在袁隆平小時候的清晨，父親會為他們朗誦《論語》。工作之余，父親的唯一愛好就是看書。書籍不僅豐富了袁隆平的父親的精神生活，也為袁隆平提供了成長的養料。父親一生充滿坎坷，但總是鼓勵孩子們樹立自己的理想，不管遇到怎樣的艱難困苦，千萬不能失去了自己的夢想。想到這里，袁隆平傷心不已的心似乎有些平復了，他暗暗發誓，一定要以雜交水稻研究的成果來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突然，袁隆平感到了手指的疼痛，原來煙火已經燒到手上，因為完全進入了回憶之中，竟忘了手中的香煙已經燃完了。月色下的山野顯得那么寧靜，他熄滅了最后一點煙火，向家的方向走去。臨進家門，他發現農校寂靜的一排宿舍中，唯有自家的窗戶還投射出一點微弱的亮光。那是妻子專門為自己留的。雖然那亮光非常微弱，但他心中感受到了一種溫暖。

故事六：婉拒國外高薪聘請。1979年4月，袁隆平第一次走出國門，受邀赴菲律賓參加雜交水稻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他得益于母親從小教授而清晰流利的英語口語能力這次派上了用場，在會議上的發言贏得了國際同行們一陣陣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國際社會全面介紹中國雜交水稻研究協作攻關的歷程與成果，以及雜交水稻強大的雜種優勢，并講解了雜交水稻制種的基本技術。會后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與中國簽訂了雜交水稻合作研究協議。隨后幾年，袁隆平每年都赴菲律賓一至三次進行技術指導。有一天，一位外國同事悄悄地向袁隆平透露：“袁先生，聽說國際水稻研究所準備聘請一位高級水稻專家，薪金、妻室子女的生活費、教育費、保健費一概從優，你考慮考慮么？”國際水稻研究所給袁隆平在菲律賓進行技術指導的工資已經是一個月一千七百五十美元，如果應聘高級水稻專家薪資肯定遠遠不止這個數目。這對當時的中國工薪階層來說，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其至少是袁隆平每月工資的數百倍。面對此種金錢誘惑，他絲毫不為所動，因為在他的人生詞典中，金錢從來就不是擺在第一位，報效祖國才是他最大的心愿和抱負，祖國的雜交水稻研究事業正需要他效力，所以幾乎想都不想就本能地委婉謝絕了國際水稻研究所的高薪聘請。他對金錢的觀念非常樸素，后來曾說：“人要吃飯、穿衣，要生存沒有錢不行。但一定要來路正，要靠自己的誠實勞動獲得。有了錢，要用在正當處，既不揮霍浪費，也不吝嗇小氣，我喜歡樸素的生活。”雖然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重節省，卻慷慨地將從國內外獲得的幾百萬元各種獎金和顧問費投入雜交水稻研究，和用于培養雜交水稻研究人才，設立了雜交水稻青年科研基金，鼓勵和支持年輕人開展研究，特別是一些新途徑、新方法的探索性研究。

故事七：出差坐高鐵。袁隆平一輩子生活上天性儉樸，不講究吃穿，喜歡買幾十元一件的大眾衣服，說這樣隨時下田觀察和搞試驗方便。當年在海南三亞制種，袁老和其他科研人員住在一棟樓里，工作之余他會自己去逛超市，從超市回來經常會買些短袖衫、鞋子等物品給年輕人。這種平民科學家作風，在經濟上寬裕和當了院士以后也如此。這可以從下面這個日常片段，窺一斑而知全豹。因工作需要他不時會去各地出差，有一次正值春運期間，在北京開完會后乘坐高鐵回長沙。像往常一樣，他去離北京西客站不遠的一家湖南小餐館吃飯，他喜歡這里的湖南風味，來北京出差幾乎都要來這里。他和秘書及送行的一位同行三人點了一個小炒河蝦、一個青菜和一碗酸辣魚頭湯，并吩咐服務員把米飯和菜同時上，這樣每一道菜大家都可以吃完不會浪費。這頓極為簡單的中餐吃得很香。吃完飯后趕往西客站排隊驗票進站，那天人十分擁擠，袁老穿著黑色呢子短大衣，沒有戴手套，也沒有圍圍巾，手提一個舊式的棕色密碼箱，隨著隊伍緩緩移動，一陣又一陣凜冽的寒風吹著他花白的頭發，秘書有點擔心袁老受寒，他卻捏拳頭笑著說，我現在是“80”后，沒事！驗票的小姑娘從袁隆平手里接過身份證和火車票時，露出驚訝的眼神，她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大科學家竟然這么衣著樸素地來這里排隊乘車。驗過票她瞪大一雙眼睛，望著張開雙臂接受安檢員檢查的袁老顯得很激動。按照志愿者的提示袁隆平他們來到第九號候車廳候車，大廳里人頭攢動，嘈雜不堪。可是人來人往中，還是有人認出了袁隆平那張經典式的“剛果布”老農之臉，不時有人擠過來向袁老拱手致意，說一兩句感謝祝福的話。也有人不相信，這世界雜交水稻之父也站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自己一起候車。還有人帶著一種崇敬的心情，走過來輕聲問，您是袁隆平院士嗎？面對這些陌生人的問候，袁隆平都報以真誠的一臉微笑，一一點頭致意。候車廳里面還另有一個休息室，袁隆平是一等座票，他們以為可以進去休息，一問按規定卻只能允許特等座票旅客進去休息。看到袁隆平不能進休息室，大廳的旅客開始有點嘰嘰喳喳了。有的說，他是袁隆平院士，應該讓他進去。也有的說，我們都是吃袁隆平院士研究的大米長大的。還有說，袁隆平院士是雜交水稻之父，他是最有資格進去休息的人。袁老站在休息室一旁，他覺得給大家添麻煩了。他說：“謝謝大家，我們還是在大廳里候車吧。”眾多的旅客卻把他們堵在休息室門口不讓走。工作人員難為情地說，這事要請示領導。這時，有兩位持特等座票的旅客說：“不要請示了，把我們的票給袁隆平院士，請他進去休息吧！”圍在休息室門口的旅客大聲呼喊：“袁院士，進去吧！進去吧！”面對大家的呼喊，袁隆平有些自責地哎呀哎呀了兩聲，此時此刻，他真的像一個給大家添了麻煩的人，不停地向大家致謝，也許是大廳里有暖氣的緣故，他花白的頭發間已是汗珠滾滾，從外面進來一直站著，袁老畢竟八十多歲了，但他直到上車就是不肯邁進休息室。

故事八：她是我的賢內助。袁隆平一生有過兩次戀愛，第一次未修成正果。話說安江農校與黔陽一中僅有一條沙石公路之隔，在1955年國慶節兩校文藝聯歡晚會上，25歲的袁隆平結識了黔陽一中22歲美麗聰慧的女化學老師王蘭，并一見鐘情地大膽接連給她發出兩支丘比特之箭，經過一段交往，她也喜歡上了充滿才華的袁隆平，兩人確定了戀愛關系花前月下地談了幾年戀愛，身邊的同事都以為可以順其自然走到談婚論嫁時，沒想到在一場始料未及的政治變故下，她缺乏主見而頂不住來自學校領導和父母的壓力最終被迫與袁隆平分手，后來嫁給了長沙的一位大學老師。袁隆平為此消沉了一段時間，在此后長達3年的時間里，一直沒有勇氣開始另一段感情。從那之后他一心只撲在科研上，因為生活里很隨便，不僅衣著樸素，而且不修邊幅，一晃就變成了大齡單身漢。有一次，一位男同事給袁隆平介紹對象，袁隆平與女方見面后，女方沒有相中袁隆平，反而相中了介紹人。25歲的鄧哲出現時，袁隆平已經33歲。鄧哲曾是他班里的學生，是個性格十分開朗的漂亮女孩，不僅能歌善舞，還籃球打得比男生都好。袁隆平當時就對這個女孩的印象很深。同事們覺得這是個不錯的姑娘，于是開始撮合兩人。鄧哲開始卻有自己的顧慮，袁隆平比自己大了整整8歲，而且還是自己的老師。鄧哲的心里總是覺得有一道坎。但在同學的努力促使下，鄧哲決定試一試。沒想到這一試，她胸有主見而義無反顧地愛上袁隆平。倆人都相戀恨晚，兩顆相愛的心碰到了一起，于是袁隆平就趁熱打鐵地鼓起勇氣求婚說：“鄧哲，我是近三十四歲的人了，嘗夠了單身漢的苦，如果你答應的話，我，我想我們盡早結婚好嗎？”鄧哲臉色緋紅，羞澀地低下頭說：“老師，我，我都聽你的。”袁隆平心花怒放，說：“那從今天起，你再不要叫我老師了！”鄧哲情意綿綿地望了袁隆平一眼，低聲道：“嗯……隆，隆平。”袁隆平覺得世界上再沒有哪個姑娘像鄧哲這樣理解和真心愛他了，激動地緊緊將鄧哲擁入懷里……1964年2月22日，鄧哲到安江農校進行黔陽地區職工籃球比賽訓練。當年移風易俗提倡婚事簡辦，這對熱戀中的倆人來說正是天賜良機。上午九點鐘，鄧哲訓練剛開始不久，誰料中場休息時，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非要拉她去領結婚證。這個不速之客就是與她相戀才30多天的袁隆平。已過而立之年的袁隆平面對心愛的姑娘像一個十幾歲的毛頭小伙子，帶著鄧哲急匆匆騎車離去，連招呼也不跟在場的大舅哥打一個。正打著籃球呢，少一個人算怎么回事兒，鄧哲的哥哥緊追著他們的自行車后面，無奈道：“有這么急嗎？好歹把比賽打完啊。”袁隆平頭也不回，霸氣回應：“籃球比賽可以明天再打，今天結婚比較重要。”興高采烈地載著鄧哲像自行車比賽沖刺一樣而去。當晚他倆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婚禮，袁隆平那間小屋里擠滿了前來道賀的老師同事和親朋好友。婚后，袁隆平不僅多了一個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多了一個支持他研究雜交水稻的后盾。袁隆平后來常說：“他是我的賢內助，有這樣的妻子，是我一生的一大幸事。”在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的道路上，無論外界有多少風雨，鄧哲都堅定地支持丈夫。1968年 5月18日晚上，袁隆平插在學校中古盤7號田里，面積133平方米珍貴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全部被人拔除毀壞，其至今還是一樁未破的謎案。看著自己辛辛苦苦的科研成果被人無情地毀掉，一向樂觀的袁隆平幾乎昏了過去，他渾身顫栗、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此后幾天，他像魔怔了一樣，口中反復念叨自己的秧苗。鄧哲看在眼里心痛地安慰他說：“別把身體急壞了，最多大不了是一切又重新開始再來，只要人在我們照樣還可以繼續把雜交水稻研究搞下去。”事后第4天，袁隆平才在學校的一口廢井里找到殘存的5根秧苗，他跳下去撈起來繼續搞試驗。多年來，近乎是鄧哲一個人操持家長里短，拉扯孩子們長大，照顧老人和孩子的重擔全部壓到了鄧哲身上，同時她還要兼顧工作。但她為了不讓搞科研的丈夫分心，從來都報喜不報憂，把照顧家庭的壓力一個人扛。有一次鄧哲才生下兒子沒幾天還在月子中，袁隆平放心不下鄧哲，可鄧哲一如既往地支持丈夫的工作，故作輕松地對他說道：“家里就交給我，你放心去搞你的科研！”為了袁隆平鐘愛的雜交水稻，從1964年到1990年的這26年里，夫妻倆基本處于異地分居狀態，但鄧哲從來沒有抱怨過丈夫。雖然多年聚少離多，袁隆平和鄧哲的夫妻感情卻沒有絲毫的淡化，雖然身隔萬里，夫妻倆的心卻時刻偎依。待袁老功成名就時，他已經青春不再，而此時孩子們已經長大，年輕的妻子也韶華不再。他只能盡可能地補償為他、為這個家付出了一生的老伴。

……

三

做一粒好種子，袁隆平一生充滿著一種不懈的科學家刻苦鉆研奮斗精神。

一個人通過努力學習工作及鉆研，成為某一領域的專家是一種大概率事件；但若要成為某一領域的大家，卻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其需要具有一些一般人難以具有的優秀素質。創新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成功者某種意義上都是“運氣好”，必然中具有偶然和偶然中包含必然。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一開始中國科學院有學術權威說，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交優勢。第一個雜交水稻組合稻草高產，稻谷低產，又有人冷嘲熱諷，可惜人不吃草。沒有失敗，就沒有成功。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只有在寬松寬容的科研環境下，才能鼓勵更多的人才大膽探索創新。他說：“知識、汗水、靈感、機遇”是成功的秘訣。

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曾說：“人是在霧中前行的人。但是當他向后望去，判斷過去的人們的時候，他看不見道路上任何霧。他的現在，曾是那些人的未來，他們的道路在他看來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圍清晰可見。朝后看，人看見道路，看見人們向前走，看見他們的錯誤，但是霧已不在那里。”回顧雜交水稻研究的艱辛歷程告訴我們攀登科技高峰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解放初期我們奉蘇聯生物學家李森科“無性雜交育種”學說為“無產階級革命科學理論”，而且像李森科一樣，視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說為“資產階級異端邪說”。當時只是安江農校一名中專教師的袁隆平，也曾對李森科學說深信不疑，不但按照教學大綱向學生傳授這樣的理論，而且還虔誠地按照這一學說的理論進行了自己的研究。他給紅薯嫁接上月光花——一種當地隨處可見的野花，期望能培育出用月光花籽繁殖的紅薯；他給馬鈴薯嫁接上西紅柿，期望能培育出地下長馬鈴薯、地上結西紅柿的新物種。1958年，袁隆平的實驗田里，“月光花紅薯”不但開花結籽，而且地下還長出了一蔸重達27斤的“紅薯王”。這個“成果”搬進了全國“躍進”成果展覽，袁隆平還受邀參加了全國農民育種專家現場會。但這種成功只是園藝嫁接的成功，培育新物種的目標要到第二年“月光花紅薯”的種子播下去之后才能驗證。真理和謬誤，往往只差一步。第二年，“月光花紅薯”的種子只長出了月光花。“無性雜交”的制種試驗以失敗告終。從那時起，袁隆平就不再相信李森科學說，他轉而研究起孟德爾-摩爾根學說。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研究自然不能“見光”。袁隆平重新翻開了大學時購買的一本英文原版的《遺傳學研究》。他還用《人民日報》給這本書包了書皮，私下里偷偷閱讀。一些外文雜志偶爾會透露些現代生物學研究成果，也給袁隆平開了一扇小窗。一次，袁隆平出差到長沙，在書店的一本英文雜志上看到了國外學者發現了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結構，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DNA。他立即把這本雜志買了下來。后來袁隆平又在《參考消息》看到了這樣一條消息：DNA發現者獲得諾貝爾獎。他說：“幸虧我猛醒得早，西方的生物學研究已經到分子水平了，我們還抓著李森科學說不放的話，沒有前途！”

1961年7月，袁隆平在安江農校水稻良種選育實驗田中發現了一株“鶴立雞群”的天然雜交稻，突然產生了通過雄性不育水稻培育雜交水稻提高糧食產量的靈感。每年的6月下旬到7月上旬，是安江地區水稻揚花的時節，也是一年之中最熱的時節。這時，安江農校的試驗田和周邊生產隊的稻田里，總能看到袁隆平的身體躬成90度以上，臉貼著層層疊疊稻浪，一手拿放大鏡，一手拿鑷子，尋找著那萬里未必出一的天然雄性不育水稻。終于在尋找到第6400多個穗稻穗時，袁隆平發現了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水稻。跟在他身邊做助手的夫人鄧哲，在筆記本上留下了這樣的記錄：發現時間1964年7月5日午后2時25分，發現地點安江農校水稻試驗田，水稻品種洞庭早秈。隨后1964年和1965年，在14000多個稻穗中，袁隆平又在 “勝利秈”“矮特號”等水稻品種中找到了5株天然不能產生可育花粉的雄性不育株，并觀察到其雌蕊發育正常、可完成異花授粉，雜交一代具備優勢的現象。1965年年底，袁隆平對獲得的材料和實驗數據進行了梳理，完成了關于雜交水稻的第一篇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1966年2月，袁隆平在中國科學院的刊物《科學通報》第4期上發表了這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提出了雜交水稻生產三系配套的設想，奠定了雜交水稻研究的理論基礎。巧合的是1966年5月，著名數學家陳景潤也在中國科學院的刊物《科學通報》第17期上宣布已經證明了歌德巴赫猜想的（1+2），但只提到了結果，尚未公布具體證明。他當時正修改長達二百多頁的論文。由于“文革”的干擾，直到1973年4月，八年后他才正式完成了經過簡化的證明。

圖4 袁隆平與鄧哲在一起生活

1967年，由袁隆平與他的學生尹華奇、李必湖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正式成立，開始培育不育系。3年多時間，“師徒三人組”用3個栽培稻的雄性不育株，先后與近1000個品種和材料做了3000多個雜交水稻組合的試驗，但均達不到100%保持不育——后來才知道這是一條死胡同，袁隆平在栽培稻中發現的天然水稻雄性不育株屬于細胞核基因不育型，后代呈典型的生物遺傳基因分離規律，很難找到保持系。而且，其雜交后代雖然比普通水稻略顯優勢，可是遠遠低于最早發現的那株鶴立雞群的稻株。袁隆平為此茶飯不思，希望找到問題所在。一天他終于想到，問題可能出在培育所用的材料上。他們育種的雄性不育稻株都是栽培稻，和父本的差異不大，親緣關系很近，基因相似度太高，這自然很難獲得明顯的雜交優勢。袁隆平回想起那株天賦異稟的稻株，是在安江農校試驗田發現的。安江地處雪峰山地區，有一定的野生稻資源，那株稻株應該是某種野生稻與栽培稻串粉雜交的結果。所以，要培育真正的雜交水稻，就必須到真正的野生稻中尋找雄性不育稻株，走野生稻和栽培稻遠緣雜交的路子。自然界中野生稻種很少，袁隆平根據野生稻種的地理分布，海南島的天然環境讓那里的野生稻資源很豐富，決定第一站先去海南島尋找。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70年11月23日上午，李必湖由海南島南紅農場技術員馮克珊帶路，終于在離農場不遠一片沼澤地里的野生稻中成功地尋找到了一株野生稻的雄性不育株，經鑒定為適合三系雜交水稻制種的天然細胞質雄性不育型，從此帶來了雜交水稻研究的突破，為后來選育“野敗”的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提供了寶貴的基因資源。目前國內外種植的雜交水稻，86%以上的組合和種植面積都是“野敗”的細胞質，也就是說“野敗”是86%以上雜交水稻的老祖母。1972年冬，江西省萍鄉農業局的顏龍安采取遮光處理，首先從“野敗”種子成功抽穗育成了“二九矮1號”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向全國提供不育系種子。1973年，廣西農學院教師張先程在東南亞的水稻品種中找到第一個結實率在90%以上的強恢復系IR24，而且從“不育系”上得到的雜交種子再開花時，雌、雄花全都正常，也就是說雄性恢復正常了。更難能可貴的是，雜交種子的產量很高，生長十分旺盛，即雜交種子具有強大的優勢。至此，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3年10月，在江蘇蘇州召開的全國水稻科研會議上，袁隆平發表了《利用“野敗”選育“三系”的進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國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袁隆平團隊育成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強優勢雜交水稻“南優2號”，在安江農校試驗田試種，畝產量高達1256斤，是當時普通稻種的兩倍多。1976年，在洞庭湖區大面積推廣袁隆平團隊選育出的雜交水稻品種“南優2號”。 1986年，福建謝華安等通過自然誘發的方式選育出了抗稻瘟病“汕優63”，解決了“南優2號”不抗稻瘟病問題，并在此后16年連續穩居全國雜交稻播種面積首位。

圖5 袁隆平院士與李必湖在試驗田觀察雜交水稻

1973年，湖北省沔陽沙湖原種場農業技術員石明松，在粳稻品種農墾58試驗田中發現了一株不育株，經研究觀察發現該不育株在當地9月3日以前抽穗 “雄性不育”，此后抽穗則可育。1981年，石明松提出了“兩用不育系”的概念，隨后經多個單位的協作研究證明該不育系的花粉育性受光周期調控，并命名為光周期敏感核不育系農墾58S，開啟了 “兩系法”雜交水稻技術研究的新紀元。所謂 “兩用”，就是在長日照季節作為不育系（母本）與具有優良性狀的父本雜交，制備供生產上使用的雜交種子，而在短日照季節自交繁殖不育系種子。“兩系法”省掉了保持系，簡化了種子生產程序，并且能夠實現配組自由好品種易選，與三系相比具有明顯優勢。1985年10月，通過農牧漁業部、中國農科院以及省內外50多位有關專家鑒定，一致認為，這項成果是我國水稻史上繼矮化育種、雜交三系成功后的第三次重大發現，成功地摘下了“雜交水稻皇冠上第二顆明珠”。20多年來，雜交水稻領域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都源于石明松的開創性貢獻。1987年，安江農校袁隆平、李必湖的助手鄧華鳳，在秈稻中發現了秈稻溫敏兩用不育系。在發現粳稻和秈稻兩用核不育系的基礎上，袁隆平正式提出了我國雜交水稻從 “三系”到“兩系”的發展戰略。1991年，在袁隆平的指導下雜交水稻專家羅孝和育成當時國內外不育起點溫度最低、耐受低溫時間最長、制種最安全的溫敏不育系株1S——不育臨界溫度低于23.3℃，破解了溫敏不育系制種安全性難題，為兩系法安全制種提供了新資源，促進了兩系法雜交水稻的穩步發展。

圖6 袁隆平院士與鄧華鳳（左三）在試驗田觀察雜交水稻

總之，袁隆平邁出雜交水稻研究從0到1的最關鍵第一步，從1到100更是無數科技工作者團結協作不斷接力的結果。雜交水稻掀開了一場糧食生產的綠色革命，雜交水稻育種則是雜交水稻的哥德巴赫猜想。1742年，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給數學家歐拉的信中提出了以下猜想：任一大于5的偶數都可寫成兩個素數之和。其是數學上著名的三大難題之一，兩百多年來吸引了無數數學家證明它。整個十八世紀沒有人能證明。 整個十九世紀也沒有人能證明。 到了二十世紀20年代，問題才開始有了點兒進展。一九二○年，挪威數學家布朗用篩法（研究數論的一種方法）證明了：任一大于5的偶數是兩個“素因子都不超過九個”的數之和，即九個素因子之積加九個素因子之積——簡稱為（9+9）……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數學家蘭恩易證明：任一大于5的偶數都是一個素數和一個“素因子都不超過六個”的數之和（1+6）。一九六二年，我國數學家潘承洞證明了（1+5）；同年，數學家王元、潘承洞又證明了（1+4）。一九六五年，蘇聯數學家布赫斯塔勃、維諾格拉多夫和意大利數學家龐皮艾黎都證明了（1+3）；一九六六年，數學家陳景潤證明了（1+2）。現在仍剩一步之遙的（1+1）尚未證明。我們可以把三系法比喻為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1+3），兩系法則是（1+2），一系法便是（1+1）——即利用分子基因工程技術進行遠緣雜交，比如水稻與玉米或高粱雜交，培育出一種新物種玉米稻或高粱稻，將雜種優勢固定下來像常規品種那樣可以留種繁殖，不需要年年去制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對雜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時刻充滿著緊迫感，在“兩系”雜交水稻成功之后，馬不停蹄又開始嘗試超級雜交水稻的培育，最初目標是2000年達到畝產700公斤，2005年達到800公斤。800公斤的目標于2004年實現。之后，袁隆平又開始900公斤的研究，2012年攻關1000公斤，2014年沖刺1100公斤。2018年，已經88歲的袁隆平，開始攻克1200公斤大關。2020年11月2日，在湖南省衡南縣清竹村進行的袁隆平領銜的雜交水稻雙季測產達到了畝產1530.76公斤，其中早稻619.06公斤、晚稻911.7公斤，突破1500公斤大關。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中國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正在接力完成袁隆平未竟的雜交水稻之夢。

圖7 習近平總書記于 2019年9月29日給袁隆平院士頒發共和國勛章

四

做一粒好種子，袁隆平一生充滿著愛黨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的大愛精神。

2010年9月6日，袁隆平在首屆中國雜交水稻大會上致辭，后來被整理成給媽媽的一封信：《媽媽，稻子熟了》。這篇堪稱經典的散文情理并茂催人淚下感動了無數人——他深情地寫道：

稻子熟了，媽媽，我來看您了。

本來想一個人靜靜陪您說會兒話， 安江的鄉親們實在是太熱情了，天這么熱，他們還一直陪著，謝謝他們了。

媽媽，您在安江，我在長沙，隔得很遠很遠。我在夢里總是想著您，想著安江這個地方。

人事難料啊，您這樣一位習慣了繁華都市的大家閨秀，最后竟會永遠留在這么一個偏遠的小山村。還記得嗎？1953年，我要從重慶的大學分配到這兒，是您陪著我，臉貼著地圖，手指順著密密麻麻的細線，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圖上這么一個小點點。

當時您嘆了口氣說：“孩子，你到那兒，是要吃苦的呀。”

我說：“我年輕，我還有一把小提琴。”

沒想到的是，為了我，為了幫我帶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媽媽您哪！您哪里走得慣鄉間的田埂！我總記得，每次都要小孫孫牽著您的手，您才敢走過屋前屋后的田間小道。

安江是我的一切，我卻忘了，對一輩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來說，70歲了，一切還要重新來適應。我從來沒有問過您有什么難處，我總以為會有時間的，會有時間的，等我閑一點一定好好地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時候，我還在長沙忙著開會。那天正好是中秋節，全國的同行都來了，搞雜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著也得陪大家過這個節啊，只是兒子永遠虧欠媽媽您了……其實我知道， 那個時候已經是您的最后時刻。我總盼望著媽媽您能多撐兩天。誰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趕，可是我還是沒能見上媽媽您最后一面。

太晚了，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媽媽當時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長，您一定有很多話要對兒子說，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這么多年哪，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試驗，少出一天差，坐下來靜靜地好好陪陪您。哪怕……哪怕就一次。

媽媽，每當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當我在國際講壇上談笑風生，每當我接過一座又一座獎杯，我總是對人說，這輩子對我影響最深的人就是媽媽您啊！無法想象，沒有您的英語啟蒙，在一片閉塞中，我怎么能夠用英語閱讀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文獻，用超越那個時代的視野，去尋訪遺傳學大師孟德爾和摩爾根？無法想象，在那個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從北平到漢口，從桃源到重慶，沒有您的執著和鼓勵，我怎么能夠獲得系統的現代教育，獲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膽識？無法想象，沒有您在我的搖籃前跟我講尼采，講這位昂揚著生命力、意志力的偉大哲人，我怎么能夠在千百次的失敗中堅信，必然有一粒種子可以使萬千民眾告別饑餓？他們說，我用一粒種子改變了世界。我知道，這粒種子，是媽媽您在我幼年時種下的！

稻子熟了，媽媽，您能聞到嗎？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還留著熟悉的歡笑？隔著21年的時光啊，我依稀看見，小孫孫牽著您的手，走過稻浪的背影；我還要告訴您，一輩子沒有耕種過的母親，稻芒劃過手掌，稻草在場上堆積成垛，谷子在陽光中畢剝作響，水田在西曬下泛出橙黃的顏色。這都是兒子要跟您說的話，說不完的話啊。

稻子熟了，媽媽，我來看您了。

自古忠孝難兩全。從這篇散文中，我們讀到了袁隆平對母親的深愛，對第二故鄉安江的深情，并把其融入了讓天下人吃飽飯的大愛之中。他為了雜交水稻的事業舍小家為大家，雖然母親離世時帶著對兒子的思念，作為孝子的他深深自責自己沒有趕上見母親最后一面。但正是這種“維納斯斷臂”的殘缺之美，更加讓人震撼。

袁隆平身上具有一種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仁者愛人的大愛精神。仁者愛人出自《孟子·離婁下》第二十八章：“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是充滿慈愛之心，滿懷愛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和人格魅力的善良之人，有一顆真誠的博愛之心。

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量都直接或間接來自太陽能。植物的生命能量直接來自太陽能，動物生命的能量來自植物。人類生命的能量來自動植物，糧食安全幾千年來一直是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水稻是中國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也是世界最主要的糧食作物之一。

1976年起，雜交水稻在中國大面積生產，平均比常規稻增產約20%左右，這堅定了袁隆平讓雜交水稻“走出去”造福人類的信心。為此，以袁隆平為代表的中國專家付出了大量心血。2019年6月27日，在長沙“中非經貿博覽會”期間的“2019中非稻作發展研討會”上，袁隆平院士承諾：“我們將每年派出青年科學家前往非洲相關國家，從事雜交水稻的科研、推廣、普及工作，薪火相傳老一輩農業科技工作者的衣缽，繼續幫助非洲國家發展農業和水稻，提高糧食產量。”至2023年攻克雜交水稻難關50周年之際，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暨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通過幾十屆國際雜交水稻培訓班，培養了來自幾十個國家的幾千名農業專家，中國的雜交水稻在亞洲、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等地試種、示范、推廣，可謂是“一粒種子改變世界”！

據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吳孔明介紹，至2021年我國雜交水稻種植面積累計達到90億畝，累計增產稻谷8000多億公斤。袁隆平的雜交水稻逐漸走向了世界，已在印度、尼日利亞、美國、巴西等40多個國家廣泛種植，年種植面積超過800萬公頃。“他為實現中國飯碗端在自己手上，為保障中國乃至世界糧食安全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吳孔明說。

圖8 袁隆平院士于2004年10月獲得美國世界糧食基金會頒發的世界糧食獎

2021年6月28日，一位黢黑皮膚的男士手捧鮮花，站在袁隆平院士墓前久久凝視著墓碑，他捧起一碗雜交水稻稻米獻給袁隆平院士：“如果沒有袁隆平老師，馬達加斯加就沒有雜交水稻”。他是馬達加斯加共和國農業部原秘書長拉庫托松·菲利貝爾，與馬達加斯加農業部的眾多技術人員都曾在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培訓受益，聆聽過袁隆平老師的教誨。馬達加斯加推廣種植雜交水稻后，產量從每公頃3噸提高到每公頃7.5噸。這個曾有200萬人面臨饑荒威脅的國家，憑借種植雜交水稻而成為非洲的水稻出口國。2017年，馬達加斯加政府因此將中國的雜交水稻印在了紙幣上。

人已走茶未涼，人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在人類歷史上作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創新與發明者。如牛頓、愛因斯坦、達爾文、孟德爾、摩爾根、弗萊明、麥克斯韋、普朗克、玻爾、法拉弟、愛迪生、道爾頓、門捷列夫、居里夫人、歐幾里德、萊布尼茨、高斯、圖靈……蔡倫造紙術、畢昇活字印刷、袁隆平雜交水稻、陳氏（景潤）數學定理（其中的重要數論結論可以在科技領域派上用場）……中國未來應當對人類科學作出更大的貢獻！數字計算機與物理電子學相結合創造出人類二十世紀末期以來的最新科技成果互聯網、手機、人工智能。化學與生物學相結合創造出的人類二十一世紀最尖端的生命科學成果。然而，在醫學上人類仍然沒能戰勝癌癥與艾滋病這兩大絕癥，面對量巨體微的微生物病毒不斷變異也始終未能取得完全有效地應對，且越來越對其防不勝防，等等。

人類科學發展的道路上，永遠不斷有一座座高峰在等待我們去登攀。袁隆平畢生研究雜交水稻，可是他在世時仍然忍不住大膽想象：陽光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水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二氧化碳也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未來的機器也許可以模擬光合作用生產出無窮無盡的葡萄糖，制造出各種食物，讓世上再無饑餓；未來的人類也許不食用稻米——讓人擺脫土地，自由自在地生活。他曾對來訪的記者如是說。目前，人工合成葡萄糖已經有了從0到1的突破，但能量轉化效率極低，遠遠達不到投入商業生產的要求。可以預見其從1到100的發展將是一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條通往“未來”的路如同“科幻”一般。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五

頗為巧合和神奇的是，與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安江農校紀念園一水之隔的洪江市安江鎮東北約5公里的岔頭鄉巖里村，也有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高廟遺址。考古人員1984年在這里發現了一處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高廟文化遺址。1991年、2024年、2005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高廟遺址進行了3次發掘，出土了以高廟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為主體的豐富遺存，所處年代跨越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被評為2005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1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了7400年前的炭化稻谷粒，高廟遺址中首次發現稻作農業。上下七千年，古今兩神農。安江農校與高廟遺址正好處沅水兩側，比沅江而肩，真是一種古代農耕文明和現代農耕文明跨越時空的巧妙對接。這是歷史的偶然巧合，更是必然之中天佑中華。即中華民族的基因中缊藏著一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精神。其與上述袁隆平精神完全相契合，二者一脈相承天衣無縫。

圖9 高廟遺址博物館

中國位于東亞，以其遼闊的疆域和相對獨立的地理位置而著稱。其自然環境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獨特的條件。西部聳立著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等高山，并與中亞沙漠相鄰；西南部則擁有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北部則以寒冷的蒙古高原和戈壁荒灘為主；而東部和南部都臨海，南部地區還擁有熱帶叢林。這些地理特征雖不足以構成人類遷徙的絕對障礙，但在大規模人群流動中無疑增加了挑戰，尤其是在環境惡化的情況下。在這樣的廣袤多元空間中，先民們充分利用環境條件，獲取豐富的生存資源，并發展出多樣化的區域性文化。在氣候波動期間，他們能夠在南北之間以及不同海拔上進行地域遷徙，以適應環境變化，尋求生存優勢。因此，中國大部分地區在舊石器時代均適宜人類的生存與繁衍。中國科學院院士、古人類學家吳新智基于現代人起源的“多地區進化說”，進一步發展了“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理論。該理論強調，自直立人時代以來，中國及東亞地區的人類演化呈現連續性，沒有出現演化中斷。盡管東亞本土與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時有發生，但并未出現大規模外來人群對本土人群的替代現象。本土人群的代代相傳構成了這一地區人類演化的主導模式。

若以一種大考古觀來詮釋高廟文化：人類的祖先猿猴，根據哲理邏輯推導，應該最初是生活在高山深林，比如遠古雪峰山森林之中——距今約7800年前的高廟遺址位于雪峰山下，以采食各種自然野物為生。當時人類生存的最大威脅除了大自然災害外，最主要是一些森林猛獸，如虎豹狼群，因此為了躲避這些猛獸和因為水是人類生活生存的最重要物質，而逐漸走出叢林向河流湖泊逐水而居，并開始進行作物種植以及動物養殖，然后又自然地會沿著河流向下游丘陵、平原和湖泊、海洋遷徙發展，離山地森林越來越遠。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進步，遠古時期適宜人類居住的山地森林，不適宜后來人類的居住；現在適合人類居住的丘陵平原草原沿河沿湖沿海不適宜以前居住。

因此，諸如黃河下游華北平原的一些地區不會是中華民族祖先的最初發源地。雪峰山沅水上游的遠古高廟遺址的高廟文化延續存在過至少一兩千年（距今約7800年-6600年），后來由于各種因素才離開向外遷徙。現今廟遺址出土的文物中，含有新石器時代三大文明成就標志農業、制陶和石器的磨制。據已有考古成果發現證明，人類曾經在此漁獵種植，物質上制造了各種石器（如石斧）和白陶器，建筑了木屋，精神上產生了祭祀行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說，高廟文化圖像是目前所見史前時代圖像種類最多樣、構成最復雜、內涵最豐富、藝術水平最高的圖像。湖南博物院副研究員方昭遠介紹，高廟遺址出土的白陶，最早的距今約7800年，是中國甚至世界目前已知發現最早的白陶。多年來致力于高廟文化研究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賀剛說，高廟的先民初創了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發明了太陽歷，修建了大型祭壇。以白陶為指征的文化因素從沅水山地起源，向外傳播、擴散，影響到淮河以南的大半個中國。高廟遺址出土陶器上的以獠牙獸面、鳳鳥、八角星和太陽為主要母題的戳刻紋飾圖案，是我國史前人類的藝術經典和思想寶庫，也是我國目前所知最早的藝術高峰。高廟遺址對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核心元素的構成具有重要價值。

六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洪江市委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圍繞傳承發揚袁隆平“一粒好種子精神”，義不容辭地扛起雜交水稻發源地大旗，著力打造安江農耕文化旅游勝地名片。袁隆平精神與高廟文化，二者相輔相成。我們要在提升雜交水稻發源地影響力、展示袁隆平“一粒好種子精神”上久久為功，建設好安江農耕文化各項景觀，加大對雜交水稻史料和高廟遺址文物的研究與闡釋，傳承弘揚袁隆平愛科學的科學家精神、愛祖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愛人民的國際主義精神，力求吸引全國甚至全球的青少年（大中小學生）來這里參觀學習受教育，從小培養一種愛科學愛祖國愛人民的遠大理想和抱負。

圖10 安江農耕文化旅游區路線

當初袁隆平最開始進行雜交水稻研究試驗時沒有任何經費，因此缺錢購買栽培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材料的盆缽，只好請人脈廣的學校總務處陳周忠主任幫忙聯系，利用星期天休息帶著兩個學生用板車去安江農校對河的一個陶瓷廠拉廢品陶缽來用。陶瓷廠在安江鎮河西渡頭坡，離農校有七八里地。師生三人拉著板車乘船過渡，在通往陶瓷廠的黃土沙石公路上一路有說有笑。陶瓷廠的瓷窯是順山而建的，檢驗員指著亂七八糟堆放在窯口一些廢次品陶缽，叫他們自己挑選。那天正好遇上工人師傅們在裝窯，忙著將制作好放置在通風干燥地方完全干透的陶缽坯體放入由耐火材料制成的匣缽中，再將裝有坯體的匣缽裝入窯中進行燒制。那些制好的一排排陶缽坯體擺放在一個敞棚里，必須在一定的濕度和溫度條件下自然陰干不可日曬，這好像是一種很古老的場景，他們覺得很新鮮，但當時不曾想到在七千多年前的遠古新石器時代，這附近后來才被發現的高廟遺址上，就有一群先民在這片神奇的土地聚集而居生活時，便已經發明了白陶的制作技術。經過七千多年的漫長歲月，用這一原始生產技術制造的水缸、酒缸、米缸、花缽、陶缽、陶罐等容器，至今還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使用。

陶器是人類新石器時代新質生產力的三大重要標志之一，曾給當時人類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帶來巨大影響。人類究竟是怎樣發明陶器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紀最早提出陶器發明的第一個人，即人們將黏土涂于可以燃燒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們發現只是黏土一種可以達到這種目的。因此，制陶術便出現于世界之上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進一步指出：“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編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便發現，成型的黏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這個目的”。總之，陶器是用泥巴（黏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燒出來的，是泥與火的結晶。我們的祖先對黏土的認識是由來已久的，早在原始社會的生活中，祖先們是處處離不開黏土，他們發現被水浸濕后的黏土有黏性和可塑性，曬干后變得堅硬起來。對于火的利用和認識歷史也是非常久遠的，中國大約在205萬年至70萬年前的元謀人時代，就開始用火了。先民們在漫長的原始生活中，發現曬干的泥巴被火燒之后，變得更加結實、堅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燒制成形的陶器就隨之而產生了。

寫到這里我們不禁又聯想起袁隆平小時候的一個場景：孩子們放學后，袁隆平的母親就會讓他們在桌子前坐成一小排，給他們另外再加一堂課。“人是從泥土里來的。女媧把黃土和成泥，然后捏成一個個男人和女人，捏完后，她朝著那泥人吹出一口法氣，于是，那一個個黃土泥人便有了鮮活的生命。從那時起，人類便繁衍生息，傳宗接代……”“無論外國人還是中國人，歸根到底，我們人類都是從黃土地來的。我們吃的糧食是黃土地里長出來的，我們穿的衣服是用從黃土地上收獲的棉花織成的布做的，我們住的房子是用黃土燒成的磚蓋起來的……總之，我們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土地。所以說，土地是生命之源。”飯后庭院里，當袁隆平問母親人類從哪里來時，母親如此回答。這似乎是在呼應人類遠古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永恒連續。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遙想遠古時代，高廟文化影響了中國大半個南方地區，具有極高的地位和影響力；如今，依托袁隆平院士的雜交水稻品牌，用這一水稻生產新質生產力打造的世界稻都安江正在一步步找回曾經屬于自己的榮光。

作者簡介：

何文魁，男，湖南嘉禾人，洪江市司法局黨組書記。

何路社（1955-），男，湖南邵東人，知名政治學者，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