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關于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號召全黨開展反對托派的斗爭，在思想上、理論上駁斥托派的謬論，并決定將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黨，對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進行挽救。10月，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進一步批判了陳獨秀等人的取消主義理論，要求他們立即解散黨內的托派小組織，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和活動，并給予參加者以組織上的制裁。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把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開除出黨。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科學地預測抗日戰爭階段過去后時局發展的方向，提出中國共產黨關于爭取和平發展和反對內戰并準備應付內戰的方針。指出：我們一方面要盡力爭取和平民主，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范圍，或者推遲全面內戰爆發的時間；另一方面必須對于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有充分認識，對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脅，準備以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1945年8月13日，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致電蔣介石，堅決拒絕其11日下達的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區人民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隊“加緊作戰”，“勿稍松懈”；三是要日、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15日，朱德總司令命令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及其所屬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投降（被國民黨軍隊包圍的日軍除外）。

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這個由張春橋、姚文元修改審定的《紀要》提出了所謂“兩個估計”，即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大多數教師和新中國成立以后培養出來的高等學校學生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這“兩個估計”，長時期成為廣大教師乃至廣大知識分子的沉重精神枷鎖。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改變“文化大革命”期間高校招生不考試的做法，采取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這一決定，成為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提高教育質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廣大群眾歡迎。1977年，全國約有570萬青年參加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各大專院校從中擇優錄取了27.3萬名學生。